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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曾国藩为清廷的忠言将领

他的眼光确实有过人之处

作为一位将领

他知道打仗就要银两

但他并不像许多贪得无厌的军官

只顾搜刮民脂民高

他清楚的知道

在正常赋税之外

搜刮一份

民授一分之书中外无数统治者生前横征暴脸

荒淫无度

死后大墓大官陪葬

西汉末年学者还谈的新论曾记载国家收支的一般情况

大司农从百姓身上付敛的钱

一年为四十亿

半数用作官员新奉

半数供朝廷使用

少府从原帝工商收来的税钱

一年有十三万

全部供皇帝私用

除朝廷所谓公用外

光是皇帝私人开支就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通力

汉元帝时

都内基前四十亿

水衡基前二十五亿

少府基前十八亿

都是皇室的收入

明代为了应付朝廷巨大开支和剿贼所需

一再增加兵饷

先后共搜刮一千六百七十余万钱

崇祯皇帝甚至明确下令

不疾兵无以平贼

不增富无以享之

其累无民意年

结果想已尽而贼未平

于是又追加缴饷

向各级官吏层层索求

盘剥无度

弄得浓怨于野

商探于图

最后皇帝终于自取灭亡

历史上的通则是

一个朝代越接近灭亡

其当权者越是拼命聚敛财富

挥霍无度

法王路易十六积欠四十亿国债

却依然变本加厉的搜刮挥霍

一次宴会要耗费千万余元

仅凡尔赛宫一年喝的葡萄酒

便要耗费七十九万法郎

不仅法王穷奢无度

连王后安糖妮的各种手镯就值七百至八百万法郎

然而巧取豪夺

横征暴敛的结果是把法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因此

曾国藩指出

要治理好国家

必须要发展生产

富国强兵

在中国历史上

富国强兵之策不仅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也需加强中央集权

发展农业生产

鼓励耕战

改革政治

经济

军事制度实行变革等政治措施

应是一项根本性国策

六韬上贤曰

向不能富国强兵

调和阴阳

以安万盛之王

正君臣

定明时

明赏法

乐万民

非无相也

六涛恩还指出

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农

工

商这三个经济命脉

并认为

只有发展农

工 商业

是国力充足

军事实力才能强盛

国家国富久安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只有举国上下智力生产

才能国富兵强

否则兵势不行

敌国乃强

战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的竞赛

也是经济的竞赛

只有国富才能兵强

春秋末期的吴楚之战

无能以少胜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吴国工商业逐渐发达

尤其是制铁工业有长足的进步

使兵器生产发展迅速

而楚国连年遭侵

遂无宁日

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所以败给吴国

战国时期

变法最早的魏国在理亏的主持下

实行尽地利

支教的措施

理亏指出

农事书则基之本野

不仅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还提出废沟序

铲除井田的疆界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使魏国得以强大

之后吴起

商鞅的变法和其韩

燕的改革

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

目的都在于富国强兵

运用富国强兵谋略

对内可以增强国力

对外可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削弱相消耗敌国的经济

或利用自己经济潜力的优势

拖垮敌国

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公元前四百九十一年

越王勾践在吴国居役三年后回国向左右征询复兴越国指导

春秋末期当时杰出的政治家

思想家和谋略家范蠡做了极其精辟的论述

他向越王献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计

其要义是兴人是

修正教

收地利

保护人民

发展生产

储备国力

富国强兵

勾践文言如醍醐灌顶

于是卧薪尝胆

幡然领悟为政之道

从此发愤图强

命令文种主持国政

办理智理军旅

至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

越国府库充实

土地垦辟

人民乐为所用

两年后

越国正值丰收

而吴国势遇灾害

水稻欠收

原来越国用了文种的蒸素毒剂

奉还吴国一万担蒸熟了的粮食

吴国见籽粒肥大

皆引为良种

结果颗粒不收

酿成大灾

公元前四百七十八年

越国人力物力

寓意强盛

国富兵强

于是大起兵马

连续围困吴国数年

这时吴国却因兵民疲惫

财力虚耗

于累年征战

最后惨败于太湖边

不久被越国灭亡

中国历代谋略思想中

富国强兵之策都受到高度重视

孙膑兵术日中就把富国强兵作为重点进行讨论

孙膑认为

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极

从而才能战胜而强力

实现天下的统一

投笔夫谈本谋中提出国不富不可以兴兵的理论

把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国富当做战略运筹的重要内容

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战斗力

指挥技巧

后勤保障之间的较量

而且还是国家综合实力包括政治状况

社会状况之间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