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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本来就是一个遇事忍不住的人

他曾经和别人这样说过

我心里有话

不说就非常不自在

就好像吃饭时嘴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

只有把他吐出来

心里才觉得舒服

后来苏轼的朋友朝补知提醒苏轼

劝他少说违家

以免因此而得罪

苏轼却坦率的说

我被仁宗帝安排在前科

一时之间民工大臣都把我看成是知己

皇上对我的建议无不采纳

后来我屡屡上书

言辞虽然十分激烈

但皇上却始终不落

如果我不说话

还有谁该当说话呢

这样我怎么还会担心皇上会因此而杀掉我来

王安石知道这件事后

心里十分不快

就想了个办法

让苏轼去开封府任推官

打算让繁忙的政史束缚住苏轼

谁知苏轼处理政务很快

到头来苏轼依旧是一个让王安石伤脑筋的人物

这一年元宵佳节将临时

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江南去采办彩灯

并且要求压低收购价格

苏轼上书说

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

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

讨他们的欢心罢了

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

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

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的口中十身上衣

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

但他牵涉的事体却很大

请皇上收回成命

苏轼一生为民生

不

为自己仕途的为民请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正如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神宗于是下诏取消了此事

从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

神宗的确对苏轼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在西宁三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

反对新法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

或者被远掉

这样朝廷的官员越来越多的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

苏轼本来还算安全

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

可苏轼却主动出击

向皇帝呈上的上神宗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

大力阐述心法的不利

苏轼明知此时上书对自己非常不利

照情形看

他至少也会被免职

可苏轼想到神宗曾说过让他好好考虑治乱措施

不要有什么隐瞒

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关键时刻表明立场

上神宗皇帝书中重要的论点有两个

第一是君权民授的观点

这是孟子的观变

他说君主并不是靠神给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

而是依靠百姓的支持

另一个论点是有关容纳不同意见和批评的问题

当时王安石取消了台建救治

这引起大批官员的不满

在当时

台建的主要其功能是指出施政者的不足

苏轼认为好的制度要靠不同意见的来维持

他列举了历史上有名的贤君

说他们都是喜欢听取不同意见

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的

苏轼还指出

当时商业瘫痪

物价高涨

进到京师四周的省份

远至川属地带

到处都是谣言

民心十分不稳

而这一切都是朝廷的心法造成的

他相信皇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

并且提醒皇帝

新法已失去民心

再坚持下去是很不合适的

最后苏轼指出富国强兵必须与道德修养并行

以养道德

宜风俗以强国的见解

其实这就是对当时推行的新法表示不赞同

然而改变全国上下的道德修养

这说法是对的

只不过太过空谈

尤其神宗来说

可真是极经风遇上了慢

郎中奏书城上去十天半月也没有回音

苏轼揣度着可能是不被皇帝放在眼里

这对以置科而名动天下的苏轼来说

实在是不小的打击

时隔不久

苏轼再次上书

结果还是杳无音讯

在苏轼看到来

这无疑是王安石独断专任的结果

就借考试进士侧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

王安石大怒

建议神宗将苏轼免职

随后王安石的亲戚间随从谢景文出面弹劾苏轼

说他护送父亲的官木回四川时

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

甚至贩卖私盐谋利

对于这次弹劾

王安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神宗派了官员到苏轼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士兵收集资料

结果却一无所获

这件事情虽说对苏轼没有什么妨碍

但却令他大伤脑筋

于是他也不愿再留在京师惹嫌弃

便自请到外地任职

王安石自然也希望苏轼离开京城

神宗本来不忍心将苏轼外放

但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好方法来调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

于是答应让苏轼出任杭州通判

这也算是一种折中

通判官职虽小

可毕竟六朝古都

杭州是个不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