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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三年
雍正帝继位
将方褒及其家族赦免
放归原籍
从此
方褒对清朝统治者又是恐惧又是感激
完全放弃了原来不合作甚至反对的立场
彻底归顺新王朝
不断用自己的作品向清王朝效忠
这样
他也就寓意的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
又过了十年
即雍正十一年
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又四年
即乾隆二年
升礼部侍郎
这时方苞已七十岁
不仅身机清二
而且成为皇帝的亲信了
雍正帝欲有大政方针
往往咨询于方包
方褒御资多密臣己见
于是营庭侧目已
只是原因不明
不知究竟是出于嫉妒
还是对其人格的鄙视
服刑反而成为接近皇帝的机缘
侵犯变成了亲信
人们的惊讶总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
这究竟是个别例子
虽较为典型
但却不能代表大多数
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根本转变
当在嘉庆年间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
应该是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
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成为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他无情的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
将各种社会矛盾暴露了出来
使清朝统治者与广大世人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惊
面对共同的敌人
汉族知识分子的头脑渐渐清醒了起来
他们终于认识到
只有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
保住清王朝的统治
才能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
这样
阶级利益压倒了民族利益
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矛盾
往日的一切富民梦想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况且经过一百数十年的时间
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下来
他们也看不到有如元朝统治者那样的迅速败亡的迹象
于是
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也就产生了根本变化
由反对或不合作
转而拥护
归顺
甚至主动自觉的去效忠清王朝
他们逐渐将自身的利益同清王朝连为一体
其政治希望不再是清的灭亡和明的复兴
而是寄托于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
这样
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渐渐的开始转移
不再集中于学术上的一些旧案
不再向固纸堆中去寻找慰藉
更不再借打击归顺清朝的理学家来发泄自己对异族统治的不满
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
开始逐渐的把自己的眼光转向了社会现实问题
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以求得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于是
广大汉族士人对清王朝政治态度的变化
就带来了学术风气的转变
盛极一时的考据学经过乾隆
嘉庆两朝的发展
终于在道光年间衰落下来
其在学术上左右潮流的领袖地位渐渐的为方兴未艾的经世致用之学所取代
学术风气也为之一变
经世致用之学
又称经世纪用之学
简称经济之学
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学
而是包含了政治
经济 军事
科学技术等项目内容在内的综合学科
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政治学
这一学派倡导学以致用
着眼于当前急需要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道光年间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陶澍
林则徐
魏源等人
鸦片战争前
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内政方面
诸如兴修水利
清理财政
整顿曹务
延务等
取得了显著成效
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对两淮严政的治理成效尤为突出
其所推行淮南纲严之法
淮北票严之法遂成定制
多年之后
仍为后人所施法
两淮严政由两江总督专任
也是自桃树开始的
鸦片战争的发生
则给当时的世人以极大的震动
堂堂天朝大国
竟然惨败于倒夷小国之手
惨败之余
又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
使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变为了半独立国
于是
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们
眼光转而对外
开始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
寻求强国欲辱之策
他们一方面介绍海外各国的情况
了解外国的长处
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质夷的思想
另一方面要求对照外国改造中国自身
提出学习西方的某些制度
对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行改革的主张
与鸦片战争前有所不同的是
当时作为地方大吏的桃树既手握重权
又得到清政府的支持
所以思想上的认识可以立刻转化为行动
并取得成效
广大士人见以经世致用为上
不再以闭门治学为荣
形成了新的席上
一时间风靡全国
对于学术风气的变化
曾国藩当时还不太了解
因而在治学方向和内容上带有着很大的盲目性
后来他在回忆自己治古文词的过程时说
普早不自立
自庚子以来
稍氏学问
涉猎于前明
本朝诸大儒之书
而不刻辩其得失
闻此间有功为古文诗者
救而审之
乃同城窑廊中奈之序论
其言诚有可取
于是取司马迁翻顾杜甫
韩愈 欧阳修
曾巩
王安石及方褒之作
悉心而读之
其他六代之能师者
及李白
苏轼
黄庭坚之徒
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
又说
国藩初解文章
由姚先生起之也
姚氏后人姚永璞也说过
昔永仆先考牧亭府君
常言无师待存庄孝廉入都
曾文政寻古文法
存庄以奚报宣尺读告知文政由是议四例文章
通过这一时期的钻研
曾国藩不仅加深了对古文的兴趣
初步摸到了做文章的诀窍
也受到桐城派思想观点的影响
把文提到与道相列的地位
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赞姚奈说
当乾隆中夜
海内魁如姬世崇尚鸿博
凡称庞政考核
一字泪千万言不能休
别利致治曰
汉学身病
有宋诸子一礼之学
以为不足
复存其文
犹无杂寡要
姚先生独排众议
以为一礼
考据
辞章三者不可偏废
必一礼为治
而后文有所附
考据有所归
一编之内为此由京经当时孤立无助
传之五六十年
进士学子稍稍宋其文
成用其说
当然
曾国藩所说的宋齐文
成用其说的进士学子
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不过这一阶段
曾国藩主要是自学
既无老师指教
也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切磋琢磨
学术上进展不快
更重要的是
由于曾国藩名利心切
学无专精
随着时间与兴趣的转移
治学方向与内容也不断的改变
他在交往中发现
梅增亮
何绍基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
在古文这个领域里
自己很难超越同辈
一举成名
所以便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
他后来对这一转变自我解释说
初服观京师
与诸明士游街时
梅伯言以古文
何子珍以学问书法皆赋重名
吾时时察其造诣
心读不肯下之故
自是无所续积斯多读书
以为异日若被不相伯仲
但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
又怎么读书呢
当时曾国藩还是心中无数
于是就专拣名人的著作来阅读
自觉不自觉的就转到了治理学的道路上
曾国藩治理学
首先是从阅读诸子全集开始的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本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诸子全集
又称朱子全书
回家之后就随即阅读起来
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
三天以后又去向他的同乡长辈唐建登门求教
唐建号静海
湖南善化
也就是今天长沙市人
翰林出身
历任检讨御史
辅道聂藩等官
道光二十年内招为太常侍卿
他前言性道
宗上泯络
号称理学大师
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
因而曾国藩慕名头拜
向他请教减身之要
读书之法
唐建告诉他
读书当以诸子全书为宗
此书最宜熟读
即以为克程身体力行
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并且说
治经宜专医经
医经果能通
则诸经可庞籍
若瞿求进经
则万不能通易经
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唐建对曾国藩说
为学只有三门
曰一理
曰考核
曰文章
考核之学
多求粗而宜精
管馈而离策
文章之学
非精于一理不能治
经济之学
即在义理之中
又说道
经纪不外看史
古人以然之际
法戒昭然
历代典章制度
不外乎此
诗文此曲
皆可不必用功
诚能用力于一理之学
彼小计亦非所难
经济之学是经世纪用之学
经世致用之学的简称
几乎囊括了政治
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
与今天经济一词的含义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