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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他的经历和性格是相符合的
他除在奏折中表示了这种想法以外
还在刘铭传的饼帖上书有长篇批语
反复声明自己的决心
他说
防守沙河之策
从前无以此意相告者
贵君们创建之
本不堂主持之
凡发一谋举
一世必有风波魔折
必有伏役摇撼
从前水师之社
创意于江中列宫
安庆之为
创意于胡文中宫
而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
再败于湖口
将便皆愿去水而救路
坚忍为持
而后再镇安庆为何为之计
祁门危急
黄德糜烂
群义彻安庆之围
远彼二处
坚忍力争
而后有计
至金陵百里之城
孤君何围
群义皆恐导合张之覆辙
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
绝后坚忍之称
竟以地道成功
可见天下事
果能坚忍不懈
总可有志竟成
半捻之法
马队既不得力
防何亦属善策
但需以坚忍持志
无论何等风波
何等服役
本部堂当一力承担
不与建议者相干
即有救御兵不应诛守一隅者
亦当一力承担
不与御府部院相干
此本不堂之贵乎
奸人也
他还勉励刘明传说
游击虽劳
而益见功效
益收名誉
防荷虽劳而功不显甚
名义稍减
统敬旅者不屑为之
且殉地太长
其中必有极难之处
贵君门当为其无名者
为其极难者
又况辽蜀之中
未必人人量此苦衷
食此远谋
难保不有一二为言
贵君们当勤勤恳恳
譬如自家私事一般
求人相助
殃人竭力
久之
人人皆将见其诚而服其志
待至防务半成
则又让他军接防
而自带明君游击
人必更亲其亮也
此贵君们之贵乎
奸人也
若朴受折磨
或闻浮言即一举而思辩计
则掘井不及权而直者
改掘数井亦不见全也
愿与贵君们共勉之
于此可见曾国藩决心之大和思虑之远
他是绝不会因初次受挫就放弃防河之策而另寻他途的
更何况刘铭传也不会一次受挫就弃丧一举
承认自己的建议根本错误
李鸿章奉命督军以后
也遇到过与曾国藩类似的情况
交来之首
刘铭传以去旧争之
方为李鸿章所接受
不久捻军突围东去
首局告败
朝臣将立
议论纷纷
群起反对李鸿章的这种做法
清政府也下狱窃责
深不以何防为然
李鸿章仍立主守河之策
以为不可失信诸将
中外交妃而不顾
可见刘铭传的态度对李鸿章所起到的制约作用之大
刘铭传所统代的明军是淮军的主力
倘若他不改变态度
放弃出义
曾国藩即使思想上有些动摇
又何敢轻易的放弃防河之策
失信于人呢
可见曾国藩自己放弃这唯一可以取胜的决策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清政府却不给他总结经验的时间
防河出错及连下言旨抉责
怂恿御史屡上谭章逼他下台
并迅速以李鸿章取而代之
使他不得不中途退出战场
形成了半途而废的局面
清政府所以对曾国藩采取这种态度
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
清政府中无人了解缅军的真实情况
认为镇压缅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而从一开始就急于求成
择校过切
对森格林沁即是如此
森格林沁败死
清政府仍不接受教训
对曾国藩依然如此
一有挫败就严辞责备
连沾弹劾
随之撤去钦差
由李鸿章取代
其次
同围攻天津时相比
形势也有所不同
当时清廷只能依赖湘军
而湘军又非曾国藩不能调动指挥
所以曾国藩虽然一再要求令谏钦差大臣
甚至为征江西离津一事
而唐岛不干
清政府也只好对他让步
满足他的要求
对他安慰一番
依靠他最后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了下去
而此时湘军以大部分裁撤
主要是用淮军脚碾
当然可以用李鸿章代替曾国藩
于是清政府对曾国藩就再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了
再次
很可能由于曾国藩已有镇压太平天国之功
在统治阶级中名声太盛
清政府就不愿意让他再获矫碾之功
此外
防荷受挫
查违无效
在军事上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的胞弟曾国权骤发弹劾官文之举
无形中使曾国藩同清政府的关系又趋紧张
官文是满洲旗人
深得清政府的信任
授以湖广总督之职
控遏长江上游
胡林义知其不可动
遂改为笼络政策
使得湘军诸事顺利
有请必应
胡林义死后
官文同湘军的关系就开始疏远
奏掉多隆阿复闪
又不肯应曾国藩所请
改奏东原
这就是证明
但双方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气
并没有闹翻
曾国权担任湖北巡抚之后
与官文督府同城
屡起冲突
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
先是官文受湖北聂斯
唐继胜怂恿
奏请曾国权帮办军务
以使其离开武昌
下令之初
曾国权尚不明官文的用心
致函曾国藩
问其是否需专折谢恩
曾国藩告诉他
帮办本属极不足珍的差事
近年李世中
也就是李昭寿
陈国瑞等降将
皆可得到帮办之名
刘典
吴唐虽仅为聂私道员
也都有帮办之嫌
因而不必专折谢恩或抒辞
也不可威露不满之意
曾国权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于是跟官文就结下仇怨
再加上梁道
丁守存从中拨弄
遂决心进行报复
他先是参奏唐继盛
接着就书和官文
列有贪庸交检
欺枉徇私
宠任家丁
遗物
军政等款
当时曾国权营中没有文员
草拟之后
无人可与商酌
恰在此时
曾国藩长子曾季泽来迎
遂与之磋商定稿
于同治五年九月带兵赴襄阳时
由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国权和曾季泽并不明白弹劾官文的政治厉害
也不善于据书与人讼征
因而奏折草草发出
不仅文字冗长
语言多不中肯
且首尾不能照应
曾国荃害怕其凶从中阻挠
就故意绕开了曾国藩
独任其士
曾国藩得知以后
极为紧张
深恐由此招来大祸
他深怨曾国权骄字蛮干
轻举妄动
但又不敢责备一句
只好赶紧从曾国权手中要来底稿
看看是否有理亏之处
以求补救
结果发现曾国权在奏折中讲的话还是能站住脚
即使官司打不赢
也不会因此得祸
这才放下心来
曾国藩兄弟及其他的湘军将领已团练起家
俱得高位
早已引起清朝旧有官绅贵族的不满
曾国荃受任恶府后
军机处就故意与他为难
凡有计遇
从不直接交给他
每由官文处转递金见曾国权弹劾官文辞联军机大臣胡家峪
军机处官员们就对他更加的不满
因而派去专查此案的钦差回奏的时候
自字为官文开脱
竟把曾国权所列的各条全部驳回
甚至有人指责曾国权所列官文属于肃党一事不实
要求照例反作
治一诬陷之罪
那拉氏是个很有政治经验的统治者
早已看出曾国权合奏官文一案
纯属湘淮君与满洲贵族的权力之争
因当时捻军声势上状
只有利用湘淮君才能够把他镇压下去
因而不得不暂时做出了让步
令官文开湖广总督缺
留大学士前回京任职
受命李鸿章为湖广总督
由李汉章暂属
这里边暗含着抬怀异乡之意
表现出了利用湘淮两军的矛盾
对其加以控制的意向
官文回京以后
那拉氏立即令其以大学士掌管刑部
兼正白旗蒙古都统
实际上
官文并没有受什么损失
只是从此以后
湖广总督一席落入了湘淮军将帅或洋务派官僚的手中
这也算是曾国藩集团在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收获
对此
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清阅底抄官相处分极轻
公道全敏
易疏可据
唯以少权督处
小权属之运斋先生
府乡赐君为安慰
对于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不仅湖北士绅和京忠权贵持反对的态度
即使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
如李鸿章
李鸿一
丁日昌等人也大不以为然
唯有左宗棠对此大加赞赏
称之为当今第一篇文章
目下第一好事
李鸿章很担心会由此开罪清政府
于今后做官不利
因而劝曾国藩秘折保官
就是指保官文
请勿深究
曾国藩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故依计而行
不料外奸又纷纷传言曾国藩
何老九使其进退失句
有口难辨
唯麻木不仁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