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曾国藩请赵列文过目以后
非常兴奋地说
此哲所观甚大
访国者如能此忠
兴起有望乎
接着慷慨陈词说
国运长短
不系强弱
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
则虽困不亡
并列举了南宋和金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
引出结论说
其妙如此
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
意思说
清朝虽弱
朝中仍有能干的人才
未必像赵列文所说的很快就会入沉
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语
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同治七年底到达京师之前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曾国藩接到了清廷的命令
调旗为直隶总督
在此之前
他已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人阁大学士
武英殿大学士
并以矫碾之功
又得到了一个云棋位
世袭一年数千
可谓荣耀之至
清政府似乎又对他很信任了
然而曾国藩的体验恰恰相反
他感到自己渐渐受到冷淡和疏远
由两江调往直隶
不过是清政府企图改变内轻外重状况的权宜之际
因而恐直隶总督之职难得久任
与其如此
则不如及早辞谢
赵列文也认为清蜓做如此的调动
违反一般常理
必另有一番深意
诚非草毛所能窥夺其权衡之道
曾国藩领悟这番道理
但仍有为难之处
漠然良久后说
去年年终考察
无秘保及何者
皆未动之
圣卷已拆
俱不能始终
奈何
赵列文认为不至如此
并对他劝慰了一番
使他的情绪大致稳定下来
于当年十一月八日从江宁起行北上
但在旅途之中
仍然犹豫不决
尚未打消辞谢求退的念头
只是感到难于措辞
十一月二十七日
曾国藩走到了泰安府
忽然接到新的寄遇
所奏报销者
奉旨驻诏所
请旨在户部备案
无需何议
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
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
空前恩典
他写信对长子曾季泽说
同治三年
他曾得到与此类似的三个谕旨
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
二是天津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
三是不再深究走脱右天王之罪
今又得报销军费
户部无需合议的谕旨
使他感激刺骨
教之得高爵
穷官岂敢百倍过之
因而回心转意
虽虑久患不休
将来恐难善始善终
但不再要求辞职了
为了毕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
曾国藩为去保定任所而先到了北京
自十二月十三日至次年正月二十日
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
先住金武胡同贤良寺
后移居宣武门同法源寺
在此期间
曾国藩除访亲问友
会见各方要员外
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
两次参加国宴
并在庆贺新年的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之手
这是曾国藩一生最感荣耀的活动
在此之前
曾国藩还没有见过那拉氏
同治皇帝以及奕心
文祥
宝云等军机大臣
通过观察
谈话和访亲问友
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
曾国藩从北京动身
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
直到二十七日才到达保定
接任直隶总督
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
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要糟
到处是一片慌乱
从中央到地方
都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才
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
只好眼看着他一天天的沉默下去
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赵列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
曾国藩就迫不及待的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
曾国藩说
直隶吏治风俗颓坏
以及官则初兮
毫无养资于徭役
民则见颂
成性渺然于献典
加以土及多灾
暂情以汉一语则聊
使他深感诸事棘首
一筹莫展
但最使他失望的
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
根本没有一个人足以力挽狂澜
复兴大清
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
说
两公才地平常
见面无疑要与皇上冲没
亦无从策之
时局尽在军机功底
文保数人权过人主功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文百川正派而规模狭隘
亦不知求人自辅
保佩衡则不满人口
朝中有特例之操者
上推倭艮丰
然才食薄短余
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
可以说是他对赵列文关于清朝能否忠兴的谈话和争论做了一个总结
赵列文早就认为
清朝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以后
虽然不少人大肆吹嘘所谓同治中兴
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
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
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列文的论断
得出了大体与赵列文类似的看法
清王朝从上到下腐败无能
再没有复兴的希望
他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的问题
这样
曾国藩的中心幻想也就终归破灭了
曾国藩多年以来势力微弱
常患有眩晕之症
矫捻失败
被弹劾
回任两江总督以后
诸事棘手
心情沮丧
忧思过度
身体日益衰落下去
同治八年秋冬以来
木立昏茂
看似长如隔物
治势稍久
则眼蒙益甚
至同治九年二月底
右目全忙
左目仅有微光
办公已极为困难
只是因为直隶大旱
麦收无望
通省官员惶惶不安
军民上下人心不稳
故勉强支撑
不敢请假
四月中旬
忽得眩晕之急
不能起坐
只得据书请假
在家调养
据医生讲
曾国藩治病之源在于骄劳过度
诱目失明
和眩晕之症都是由肝病引起的
治疗之法则唯宜滋补肝肾和悉心静养休养
治疗一个月以后
眩晕之症食欲奇八
而根本之疾未除
又添胃寒之病
食欲不振
精神困倦
体气虚亏
不能自持
只好再续假一个月
这时候
突然接到了清廷的谕旨
天津发生教案
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爆发
既有其远音
也有其近因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征服中国
运用了三个武器
炮舰
鸦片和宗教
开始以炮舰为鸦片开路
以鸦片走私来补偿商品贸易逆差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与鸦片之外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侵略工具
宗教
他们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
千方百计的推行文化侵略政策
利用天津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在中国开办教会医院
学校
仁慈堂
育婴堂等等
打着慈善的幌子
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培养崇洋媚外的心理
极力模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界限
妄图从精神上麻痹和征服中国人民
使之千世百代甘心为国际资产阶级当牛做马而不思反抗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
基督教等洋教曾经被清政府明令禁止
不得在中国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
他们用大炮打破了清政府对洋教的禁令
但是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他们利用不平等的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中规定的传教特权
迅速的把侵略势力由沿江
沿海扩张到边疆
内地
直至穷乡僻壤
随着教会势力的增长
传教士大批的涌入中国
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
此外
他们中还有很多人兼任搜集各种情报的任务
实际上担当着殖民主义急先锋的角色
其由甚者
则所到之处
挟至长官
包揽词颂
使教民成了边外之民
变教堂为国中之国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有的传教士还怂恿教民欺凌平民
侵夺田产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
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竭力在中国培植媚外势力
每遇到民教争讼
教士一味偏袒教民
领事公使则全力的支持教士
致使每次打官司
教民横盛
平民横败
地方官稍感持政
立刻就会被罢官而去
这样一来
教会就成为了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
中国官绅民众屡受欺压
无处伸冤
愿毒击中
即有吉尔邪亡之分
为了自身和乡邻同胞的生存
不得不起而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
中国人民反抗教会侵略势力的所谓教案就不断的在各地发生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群众反洋教斗争又有了很大发展
规模也越来越大
继贵州教案
四川教案
江西教案和扬州教案之后
同治九年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作为清朝京师门户的天津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
随即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