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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为天津以来

曾国藩即已认识到自己与清政府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注意到将来如何收场的问题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阿兄恬妾高位

幼怯虚名

时时有颠缀之余

无通越古今人物

似此名为全势

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身恐无全胜之时

不克必因地等无颠缀之时

或至连累地等

唯无事时

常以微辞苦语互相劝诫

恕姬免于大吏

天津完全合围以后

苏州

常州陆续陷落

唯天津迟迟不下

统治阶级内部议论纷纷

曾国藩越来越感到自己拥兵揽权

易遭猜忌

境遇难除

尤其他与沈葆桢争江西离金打输了官司以后

就更引起了他的警觉

看出来这是清廷有意的离间他与沈宝珍的关系

使自己动辄得罪

处境更难

后来他在给曾国权的信中就透露出他当时的这种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

吴兄弟郑方万分艰窘

户部由将江西离津剥去

金陵为师

即将决裂

共事诸公

意致急予

稍露声色

群鸡以为士公交简

当时他提出请假养病

既有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思

也有自动退避

保全末路的思想成分

他在给郭松涛的信中说

近来体察悟情

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

兵权过重

利权过广

远者震惊

近者疑迹

魁知消息仍虚之长既和

藏热收声

引贤谢士

拟于近日毅然行之

他在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则说得更为严重

长江三千里

既无一船

不张必人之奇志

外间宜必处兵权过重

利权过大

盖为四省离津洛役输送各处兵将

一呼百诺

其宜良非无因

又说

两皆互部复奏之书

皆一地

广览利权

此意颇相坚迫

自古握兵权而坚怯利权者

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

地虽至愚

岂不知远泉必傍之道

万一金陵克父逆疾

隐退避险者路

非爱惜威名而求自权也

曾国藩还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楚大魏大权而兼享大名

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总需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

减去几成

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尔

可见早在天津陷落前

曾国藩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预料到天津的攻陷会成为他与清政府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某种危机

而天津的陷落

则使他对这种危机更具有了现实感

据说曾国藩当时在安庆听到湘军攻陷天津的消息后

绕市彷徨

彻夜不眠

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处理办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这时

他的老朋友窦旭向其进言说

大功成矣

义中事也

尔可喜也

故所以善其后者

于国何如

于民何如

于家何如

于身何如

必酬之以孰

图之以欲以窃

常忘义

阁下

所以为民者

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

所以为家为身者

欲以退让二字

保全晚节

此诚忧盛威民之定时

持营保太之定义也

又说

渠饶之剑以为大纲

既德而细目亦不可疏

独断乃成

众思有所益及区区欲陷者

此耳

他无足言

这当然对曾国藩也很有启发和帮助

所以等到曾国藩赶到江宁的时候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已是胸有成竹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

解决矛盾的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自减语义

视清廷遗迹以自保末路

二是起兵造反

推翻清朝

自立为帝

对于这后一条路

曾国藩本人是否曾有所考虑

无从判断

但部下有人曾经怂恿过他

则多有传闻

萧依山在清代通史中曾专辟曾国藩不做皇帝一杰

引用不少笔记小说的材料

说胡林义

左宗棠

彭玉林

郭松涛

李元渡等人都做过诸如顶之轻重似可问焉

或东南半壁无主

老师岂有异乎之类的试探

皆被曾国藩所回绝

还说攻下天津后

曾国权及其部下恐抢劫得罪

又怕掠获物品被追抄

欲拥立曾国藩起兵

重演陈桥故事

曾国藩以倚天照梅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作答

士从无为帝之心

这虽然是好世文人的无可稽考之余

但却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

即曾国藩拥兵自立的某种客观可能

对于这一点

清政府不会完全看不到或想不到

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

除了利用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以外

再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

这样

在攻陷天津之后

清政府之所以对曾国藩兄弟步步进逼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因为这样一来

就使得曾国藩必须迅速的做出抉择

或者才兵自敛

或者匆忙起兵

二者必居其一

曾国藩无论采取哪种对策

都使得清政府消除了隐患

对他都是有利的

也许清政府在军事上也有所布置

官文守武昌

距长江上游

傅明阿

冯子才分守扬州

镇江

距长江下游

森格林沁屯兵皖遏之交

虎视南京

这一切都对曾国藩有牵制的作用

使其无法倾力北晋

不过

曾国藩所以没有走第二条路

并不全在这些布置的威慑作用

也不一定是曾国藩中军思想慎重

从无这类想法

而主要是由于在客观上存在着对他不利的诸多因素

即使有自为之心

也使之不能不望而却步

首先在政治上

他虽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获得了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

但其威望并没有达到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

更不要说取而代之

当时清政府虽然极为腐朽

但在地主阶级心目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

还得到大多数官僚士绅的拥护

而曾国藩则政敌甚多

即使在湘军集团内部

也有不少人和他作对

这一点他是不能不考虑的

就军事上讲

他虽然统兵十二万

其中左宗棠

沈葆贞却可能反戈相向

最低限度也不会结成拥戴

跟着他一起造清朝的反

这样能够跟他起兵的

大概也只有曾国权和彭玉林的水路六七万人

这些兵早已是强弩之末

大多思乡厌战

饱泽思扬

恐怕过不了黄河就会跑掉一半

很难依靠这些兵夺取清朝的天下

当时驻扎苏州

常州一带的淮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然而这支武装掌握在李鸿章的手里

曾国藩并不能直接指挥

虽然李鸿章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

但在这样性命交官的问题上

李鸿章是不会盲从的

他对曾国藩并不像彭玉林报抄那样一片愚忠

很可能按兵不动

坐官成败

一旦军事上失利

左宗棠

沈葆珍

李鸿章都可能起兵讨伐曾国藩

以向清政府表白心计

因而纵观全局

他若起兵北向

作取代清廷之想

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无论政治或军事方面

都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

再有

即使曾国藩侥幸成功

黄袍加身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赵匡胤

其又能奈赵匡义何

怎见得曾国权就不会再制造一个烛光浮影

千古之谜呢

相反

若照着第一条路走下去

曾国藩则不失功臣之名

侯爵之位

而且有望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

总之

正是这些客观情况

对曾国藩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使他只能走简易自敛的道路

不敢存举兵称帝之念

至于曾国藩的部将辽佐是否对他进行过类似的怂恿或试探活动

则全属揣测附会之词

是无从即考的

方针既定

曾国藩就开始行动

首先

他就地杀死了李秀成

免其在清政府面前搬弄是非

使他与清政府的矛盾再行扩大

因为李秀成知道天津城内金银财物的窖藏情况

城破后

这些东西尽被曾国荃的部下抢去

当清政府追查的时候

曾国藩又隐瞒真情

含糊搪塞

若将李秀成解京

清政府很快就会弄清湘军在天津烧杀淫掠的真相

抓住曾国藩的把柄

这对他是很不利的

鉴于这个原因

曾国藩兄弟最怕清政府令其将李秀成解送北京

萧福嗣刚把李秀成捆送雨花台大营的当天晚上

曾国权就想将其与洪仁达一起凌迟杀害

并申明理由说

吾孔有县府等事将议朝廷交也

经赵列文一再劝说

才同意留待报明清政府后再做处理

曾国藩赶到雨花台大营

取得了李秀成的亲笔供词之后

就打算将李秀成就地处死

但这时清政府已下达命令

要曾国藩将李秀成监送京师

这就使他犹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