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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冬

曾国藩因脚碾失利

奉旨撤去钦差

回任江都

并准其条理

一月进京必见一次慕客

有言不必进京

以请一省木驾回籍者

曾国藩认为自己与郭松涛

唐训芳情势迥不相同

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理由是

古称郭子仪功高望重

招之未尝不来

挥之未尝不去

余之所处

亦不能不如此

同治九年七月

荣闳充当议员

随江苏巡抚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教案

付乘机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的建议

也被曾国藩所采纳

并立即会同李鸿章等连弦上奏清廷

得到批准

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之举

同治元年春

曾国权义军进抵太平天国首都天津城外

在雨花台扎下大营

正当曾国藩准备挥军围攻天津时

却突然发生变故

原定参加会攻的主力部队多隆阿远走陕西

鲍抄已退回宁国

致使曾国荃一军变成了孤军

不仅围攻计划难以实现

而且形势岌岌可危

一旦太平军大批援兵赶到

将有被消灭的危险

曾国藩为立于不败之地

只得致函曾国荃

令其退兵

但曾国荃贪于天津财货

坚持不退

另一参与围攻天津的湘军大将

水师统领杨在福亦以退兵为耻

寻之左宗棠

意味不宜清退

曾国藩举棋不定

便向幕僚们问计

结果多以退兵为计

不赞成孤军九屯兼城之下

曾国藩接受了这些意见

更坚定了退兵的主张

甚至直接疏告诸将

吴地轻踏死地

必无万一性

诸将勿告

全军勿从

俱死

结果曾国荃及其部下仍坚持不肯后撤

曾国藩无奈

只得亲赴前线进行实地考察

以定禁止

曾国藩身边的亲近幕僚赵列文在日记中写道

臣启曲阜朝夜相国又言明日出至吾为芜湖

江宁察看情形

有撤师之意

无意利暂之

这段话反映了曾国藩与多数幕僚的主张

仍以撤退为宜

待其经过一番考察以后

曾国藩认为集字等营营盘兼顾

上下同心

左右之间亦关系协调

遂改变了主意

打消了退兵的念头

有时

曾国藩对幕僚的意见则不予采纳

或先纳后泣

这种事例先后有四件

咸丰五年夏

罗泽南请求统兵援鄂

议武昌克复后

再回军攻取九江

曾国藩同意了罗泽南的意见

但刘荣不同意这种安排

对曾国藩说

攻所赖以转战者

塔 罗两军

今塔将军

王诸将所事

独罗公又资之远行

托有疾

谁勘始者

曾国藩回答说

吾疾之其然

然既东南大局亦如是

今惧困死无益

此君幸克武昌

天下大事犹可为无

虽困犹荣也

否定了刘荣的意见

罗泽南遂成援恶之行

同治九年夏秋

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期间

亦一反常态

断然拒绝了大多数幕僚的意见

当时曾国藩身边的幕少幕僚态度非常坚决

始终不同意曾国藩的做法

有的甚至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

直接向他提出尖锐批评

曾国藩对这些反对意见悍然不顾

一概视为局外无实之服役

并在给军机大臣保剑的信中表示

为金民义愤不可察

拿腐陷无辜不应殉究者

皆局外无实之服义地虽智律短浅

断不至为服义所谣

曾国藩的所作所为

迫使他的一些幕僚愤愤不平

吴大廷在自编年谱中记述当时的情形

方存之自保定来

即言今按半里之非

而就曾相之不能纳言

用人语义切之

盖指曾相用地山侍郎之言

将府县奏交刑部治罪

用羽声忠诚之言

便拿金民

义敌两事

此两事成为尸体

余曾立言之

曾相颇似采纳

自朝廷屡派大臣来今于遂不便再参末议

不过曾国藩这次办理教案

已并非与所有幕僚皆意见相左

有的人例如陈兰彬

就对他的做法甚为赞成

并在不少问题上从旁参议

事过之后

曾国藩颇悔用其言

对一些木友的怯责之词

亦不质辩

仅报以深用自久

引为残作而已

总之

曾国藩幕府中确实有不少智谋之士

经常为曾国藩出谋划策

解决了不少政治

军事上的难题

而曾国藩亦能虚心纳言

鼓励众幕僚直言敢见

故能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

他在事业上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功

与此有很大关系

正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曾国藩以如臣都师山义运从消平大难

欲成中兴之业

故由公之英文俱武韵积使然

亦由幕府多才及仲

斯广仲义也

曾国藩幕僚出幕之后

有的从军

有的从政

有的从教

有的筹想

有的继续充当幕僚

工作各式各样

但就个人出处而言

归根到底不外两途

一是从事科学文化活动

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实缺官员

科学文化活动又可分为文学

理学 考据

翻译与自然科学研究四类

从事翻译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主要有徐寿

华恒芳

徐建银

李善兰等人

李善兰于同治七年离墓

奉调经职

充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

总理衙门章京

继续从事翻译和数学研究工作

著有择古稀斋算学十二种

易著有几何原本

还有待危机十集

重学 物学

谈天等

其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不少地方沿西人所谓言

发西人所谓发

甚得英人维列亚利的赞许

称西人他日欲得善本

当反求诸中国也

徐寿自翻译馆成立起

即一直在馆内从事自然科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气味调动

同治十三年

上海格志书院成立

徐寿参与了创办工作

出任董事

兼任书院的管理工作

他的著作有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等

易注则有机器发韧

化学渐元等

他在翻译化学建元一书时

为一些中国汉字自古未有的金属元素制定的名称

如钾

钠 锰 锌等

绝大多数保留下来

至今仍在使用

与同时同类译著相比

显得高出一筹

他编著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所列中英文对照的化学名词术语三千六百多条

为后来的化学翻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华恒方则先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后到天津机器局与武备学堂任职

继续从事自然科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他的著作有刑诉宣算稿等

译注则有金石石别

地学浅

士代树树危机

溯源

三角树里开方别墅等

徐建寅为徐寿之子

先从其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

光绪元年赴济南创办山东机器局

直到建成投产

其后又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职

不幸在一次火药爆炸事故中以身殉职

他的著作和译著主要有兵学新书

韵规约止等

其所著兵学新书是中国人系统介绍西方兵器的第一部著作

总之

上述数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学家

他们在数学

物理

化学等领域具有较深的造诣

其主要功绩和贡献是同英美学者维列亚利

富兰雅

马高温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

首次把西方的物理

化学

矿物学及数学中的代数

几何 三角

概率论

微积分等介绍到中国来

从而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离墓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甚多

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则主要有方宗诚和刘寿增两个人

方宗诚自幼讲习理学

从未间断

就任直隶早强知县后

于从政之余仍不停著述

主要著作有诸经说

都百堂集

刘寿增自幼从事考据

其祖父刘文奇

父亲刘豫松皆为著名学者

至左氏春秋长编士未静而英年早逝

刘寿增发愤完成父祖的一业

一因过于劳累

立退病足

年仅四十五岁

祖孙三代均英年早逝

献身于学术研究事业

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而最终竟未能足业

也令人扼腕叹息

其主要著作有读书札记

春秋五十繁立表等

离墓后继续从事古文研究与创作的人员为数也不少

而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人员则主要有张玉钊

吴汝伦

薛福成

黎树昌四人及通常所说的曾门文学四弟子

其中张玉钊一边讲学

一边创作

成就最大

地位最突出

而吴汝伦

薛福成

黎树昌则于从目从政之余从事古文的研究与写作

故成就稍逊

尤为重要的是

他们四人的作品俱得曾国藩的真传

既继承了桐城文派的艺术风格

又能以汉代古文之长而就其气衰之臂

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

从而形成桐城文派的一个新的分支

人们称之为湘派

他们四人都有著作刊行于世

张玉钊的主要著作有连亭文集

连亭遗稿

吴汝伦的著作主要有同城吴先生诗文集同城吴先生齿犊等

薛福成的著作主要有雍安全集

雍安笔记等

黎树昌的著作主要有卓尊元从稿

曾文正宫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