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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围困天津兵力不足的问题
曾国藩陆续增募新勇
使曾国荃所统部队很快增加到三万五千人
同时
曾国藩又将李旭宜所部萧庆炎
牟有明及叛徒韦俊等军一万五千人调至天津城下助攻
使围城湘军仅陆军人数即达到五万人
这样就不再感到兵力单薄了
于是曾国藩便集中兵力
对天津发动了新的攻势
企图完全合围
同治二年五月
曾国藩调报抄率军攻占江浦
随后与水军联合攻陷太平军坚固设防的九福州
这样
天津与下游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粮食供应线即被切断
仅剩下天宝城下一线山间小路与外界相通
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了
同治二年十月底
由于叛徒郜永宽等人的出卖
苏州城很快落进湘军手中
同治三年二月底
杭州也被左宗棠湘军攻陷
此时
不仅天津以北的河州
陆河
江浦等早已控制在湘军手中
而且天津以南的丽水
高淳 句容 津坛
丹阳
常州等地也都陆续的被湘淮军攻占
天津变成了一座在敌人严密包围下的孤城
但是天津军民在洪秀全的领导下
依靠坚固的设防和上下一致的团结
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居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数月之久
致使曾国荃湘军陷入困境
湘军进攻天津
无非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两手军事工程
一是成业偷爬城墙
一是开挖地道
用炸药轰城
天津城周长九十六里
曾国权围城部队虽数余五万
一旦分布开来
仍然是缭若星辰
况且墙体坚固
拥叠高峻
最低之处犹有七丈以上
要攀越城墙硬攻进去
亦非易事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日
李秀成由苏州回到天津
专门负责守城
他经验丰富
恪尽职守
在士兵中又有一定的威信
这就大大加强了天津的防卫力量
同治三年正月
天宝城失守以后
湘军进至太平门
完全断绝了城中粮食来源
情形更加困难
但天津军民仍然坚持斗争
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敌人的进攻
使其无论夜间爬城
还是开挖地道都没能奏效
太平军除在城墙上加强巡哨
严密监视敌人以外
还在城内多挖地窖
埋放大缸
令人蹲在缸里啼听
以确定敌人开挖地道的方位
然后或与敌人对挖地道
使其炸药不能奏效
或用重锤将敌人的地道砸塌
破坏其轰城计划
有一次
敌人虽然轰倒了一段城墙
但仍隔着护城河
不能迅速涌进
遂被太平军重新封死
坚守如故
曾国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
还派出大批的间谍进行诱降活动
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天津城内
策动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叛变
从内部瓦解太平军
有时候
湘军将劝降书一类的反动宣传品射进城内
希望有人捡起
主动的与他们联系
太平天国了解到敌人的这些伎俩后
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
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天王洪秀全通令全城
有得敌人文书者
必须上报
不准私差
违者严惩
由于天津将士在政治上比较坚强
能够同心同德
团结对敌
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使敌人的企图落了空
有一次
湘军与城内太平军中的叛徒相约夜间杀死城上的哨兵
接应他们爬进城去
结果中途被城上哨兵发现
没有成功
以后湘军又搞了几次类似的阴谋
也都遭到了失败
损兵折将
空转得一番烦恼
太平天国粉碎敌人阴谋的一个比较大的案件
就是陈德峰图谋投敌事件
陈德峰是太平军驻天津城内的一个将领
封松王
与湘军萧福嗣私通
事情败露后
被洪仁发所拿监押
李秀成一向与陈德峰交后
得知以后
以重金将其赎出
保陈德峰不死
不久
李秀成的七舅宋永琪又与曾国权手下的一个幕僚勾上了关系
在天津进行活动
他先是与李秀成说明来意
又去串通陈德峰
陈德峰听了以后
半信半疑
写信向李秀成探询何时
恰被掌刑部的莫世魁发现
这件事一时轰动全城
宋永琪
陈德峰虽被李秀成会保不死
但敌人的阴谋也因此而败露
没有能得逞
从此
天津城上下进一步提高警惕
使曾国权的政治阴谋难以施展
由此可见
曾国藩所说的天京非他成可比
天王非他人可比是有道理的
当时天津所遇到的困难
远甚于苏州
杭州等城
而始终没有发生将领叛变县城
县门的事情
全军上下尚能团结一致
坚持到底
这不能不归功于洪秀全的坚强领导
李秀成虽然守城方面有一定的功劳
但政治上糊涂动摇
敌我不分
只能像在苏州一样
扮演着保护坏人的角色
在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上
是不能发挥什么好的作用的
显然
把洪秀全描写成一个毫无作为的木偶或不得人心的暴君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军事强攻和政治瓦解既然都不见效
曾国藩也就只好寄望于天津军民良尽自毙了
然而这样一来
却使湘军自身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中最突出的是粮饷短缺
士气低落和极易流行
自同治元年秋季以来
湘军江南各部即患流行病
直到第二年秋仍未停止
疾病使得湘军不断的减员
战斗力大为削弱
由于医药缺乏
这次流行病不仅造成了大批士族的死亡
也使不少骨干分子丧命
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真干就是因为长期患病死于雨花台大营
其幕僚甘晋徽
宁池太广道尧体背和报抄的部下悍将黄庆五
华汉等皆死于传染病
同治三年以来
湘军流行病渐渐停止
生病的士卒和将领们也陆续痊愈
但粮饷缺乏的情况却日益严重了起来
咸丰十年
湘军晋为安庆的时候
水陆不过六万
由曾国藩发饷的人数不到两万
而到同治三年初
仅由曾国荃统帅的围困天津的陆军人数急达五万
由曾国藩负责筹饷的总人数达到九万人
如果按每万人月饷六万来计算
需每月筹饷五十四万两
即使按照每月发饷五成
也需要二十七万两
这就大大增加了仇想的困难
虽然自同治元年以来
每月增月犁十万两
上海协饷五万两
但沿江犁金日益减少
自同治三年春起
各省协饷也不再解宋
所以实际上的收入是增加无几
同时
各省乡军人数不断的增加
最多时总数达到了三十万人
这也就造成了各省争响的情况
即使由曾国藩发响的部队
各军之间也相互争抢
例如左宗棠相军已由最初的六千人
发展到了四五万人
原来指定的抽离局卡供不应求
左宗棠想从李鸿章每月四万的血饷中分润一部分
却遭到了曾国藩的反对
二人发生矛盾
曾国藩将此款全部解送雨花台大营
交曾国荃发放
即使如此
曾国权义军仍收入大减
同治三年以来
所得想象之少
为历年所无
与此同时
粮食的供应也发生困难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
江皖一带的米价大涨
饥民成群
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
而皖南 徽州
宁国 池州
太平各府尤为严重
有的地区完全变成了遍地真马的荒野
行经此地者
常静日不见烟户
不逢行人
满目悲凉的景象
这就使得襄军自食苦果
不仅愁想不易
购米也发生了困难
同治三年以来
曾国权围城部队和报抄宁国义军所购食粮
米价皆涨至七千余文一担
这两支部队的总数接近七万人
按照每人每月五十斤口粮计算
需要三百多万斤
不仅需款巨甚
而且采购无所
故曾国荃一军后来只能发四成饷
而且口粮也供应不上
士卒们只好是靠西周度日
同治三年二月底
赵列文从雨花台大营写信对欧阳赵雄说
永丁每月所领不及一旬之粮
扣除米价等项陵用一无所出
歼之十米将尽
彩办无资
勇夫浊舟度日
困苦万状
若再过越余
并舟俱无
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则其人死
奉法每念及此
不觉通身旱下
还说天津城池过大
拥叠高峻
至低处尤及七丈以外
太平军副攻于射手踢冲百具
无所用之
只可严守长为掘旗接济
以待其自毙之一策
而贼愤未尽
我时先愧
此则非智利之所得计
无可如何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