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字幕由TME AI技术生成
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
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措施
防止带兵将领和地方大力拥兵自立
对抗中央政府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集权
中央的政权对汉族文臣武将防范尤为严密
当时各省的兵权
财权
行政与用人大权主要归于中央
地方官各有专责
互相牵制
谁也不能大权独揽
自行其事
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
很快冲垮了东南各省的地方政权和军队
各项制度为之大乱
当时与太平军作战的清朝军队主要是湘淮军和各省的俑丁
地方政权的恢复也权杖永营之力
于是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也就随之控制在了他们的手里
其后
随着链军的兴办
湘军兵制在全国普遍的推广
这样
湘淮军在战争期间形成的一套军事体制也就很快的扩展到了全国
并引起了政治体制的改变
曾国藩的军制改革在政治上引起的变化
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
一 兵饷合一
在此以前
清朝兵权
财权皆归中央
战时统兵大帅由皇帝任命
兵将从各省抽调
军饷费用皆由户部从国库解送或从各省应交款项中拨止
平时军队驻扎各地
总督
提督主管军政
布政使主管财政
皆直属于中央
兵权与响权在地方上是分开的
领兵者只管领兵
发饷的只管发饷
各按规章制度办事
二者之间并无同属关系
湘军兴起
粮饷主要靠自筹
即使由户部指拨和各省协计的款项
亦由统兵将帅发放
这样兵权与响权就合二为一
统统落到了领兵大员的手里
第二
军政合一清代地方官的设置
文官主要有总督
巡抚 布政使
暗察使
武将主要有提督和驻防将军
总督与巡抚没有隶属关系
都是监管军政的地方大吏
所不同的是
总督侧重军政
巡抚侧重民政
另外
布政使主管财政和人事
暗察使主管监察与司法
各有专职
共同对皇帝负责
提督则直接统代军队
受总督的管辖
凡不设提督的省份
由巡抚监管军务
而设有提督的省份
则巡抚只管府
标 戍营
不得干预营务
这样提督有领兵之权
而无地方行政权
故而不能独立
总督
巡抚虽有军政大权
却都是文官
一般来讲不懂军事
带兵打仗也离不开武官
同时
八旗兵无论驻扎京师还是分防各地
都由皇帝直接掌管
兵权也属中央
地方官是不得过问齐营事务的
凡设置地方官的省份
驻防将军已不得干预地方行政
况且将军
提督等武官多不识字或文化低
不懂政治
又往往与文官不合
他们也很难干预地方行政或与地方官勾结
于是军权和政权就分散在好几个人的身上
谁也不能独揽大权
拥兵自立
湘军的兴起
文臣书生纷纷带兵
随着战争的发展
带兵将领凡具文统以上功名者
皆可保举文职
陆续补受地方实缺
遂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局面
同时
湘军中一大批幕僚亦由牢记得保地方实缺
他们有的直接领兵
有的虽不领兵
但长期管理文案
奏章或粮饷
与领兵将领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谓间接掌有兵权
亦带有军政结合的性质
其最著名者如李汉章
刘荣 郭松涛
李宗羲
李兴瑞等皆魏至督府
其实力地位同以前的地方文官相比
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
用人权与军政
财权合一
清朝规定
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任命由军机处开列名单
呈请皇帝选定
三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由皇帝
吏部 兵部
地方督府分长缺额
各有定数
不得勤混
官员的来源
文官主要是靠科举取士
武官主要由军功宝奏与武科选拔
虽然有捐纳意图
但这不是主要的
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
统治阶级动员一切力量与太平军作战
对于作战有功
筹饷出力和捐助军饷者
唯有一种奖励办法
那就是给予实缺官职或虚衔
因而捐纳保举越来越烂
清政府为了鼓励统兵将帅和地方大力为自己出力
也不再坚持过去的种种限制和缺额的分配
对他们的保安很少批驳
尽量满足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于是用人大权也逐渐的下移
渐次落到统兵大帅和地方大员的手里
这样一来
地方督府的权力大大加强
兵权 政权 财权
用人权皆集于一身
遂形成拥兵自雄
尾大不掉的局面
从此
朝廷权力下移
外重内轻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开始解体
近代军阀制度随之发端
这种局面的出现
从根本上说
是清王朝在农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迅速衰弱的结果
在一场战乱中
暂时出现了权力分散
群雄四起的局面是常有的
而关键在于清朝中央政府有没有力量重新把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
正像赵列文说的那样
一统祭九
偷分之相
盖以烂伤
虽人事
亦天意而已
这个评论应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
不过赵列文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客观因素
即所谓天意
然而对于人事方面的因素
即曾国藩个人在这场变革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也是不应忽视
始作俑者不得辞其咎
如果说曾国藩从创立湘军起
就是怀有个人野心
那是不公允的
就是咸丰七年在家丁忧期间
伸手向清政府要地方督府大权
病因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坚卧不起
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利欲
他所以不必嫌疑
反复申诉自己的观点
恐怕主要还是为清朝统治阶级着想
出于宫中之心
并非一己私义
他在历臣办事艰难仍肯终治者中所说的最容易受人攻击的话
如细察今日局势
非未任巡抚
有察吏之权者
决不能以治军
纵能治军
决不能歼及仇想术语
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
是关乎当时战争成败亦及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问体
形势所迫
使他不能不说
咸丰八年
他在给胡林毅的信中
又援引历史经验
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观点
唯今日受讨贼之任者
不若地方官确有评级
进宋以后之都督三州
四州 六州
八州者
必囚领一州刺史
唐末之昭陶使
统军使
团练使
防御 处置
应援等使
远不如节度使之得势
皆以德治土地人民故也
事实上
当时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倘若曾国藩墨守成规
避贤自节
像其他的团练大臣一样
只搞团丁自卫
不搞乡军出征
或者清政府守定组制
不让曾 胡 左
李等带兵将帅监管地方行政
甚至依从启俊藻
彭运章等人的意见
罢胡增兵权而杀掉左宗棠
战争的发展很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当然
我们应当看到
曾国藩集团的出现
说明封建地主阶级还有一定的力量
即使这些人被一时误杀
也还有人来支持清朝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
不过让谁来搞
也大致不会脱出曾国藩的这套做法之外
也就是说
清朝中央集权的衰弱和地方实力派的出现是必不可免的
这种情形与唐朝末年或东汉末年很有点相似
曾国藩个人的责任在于
他对于自己的这一套做法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然就更谈不上会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直到同治六年
国家剖分之相以显露端倪时
他还把这种将地方军政才人大权集于一身的做法视为成功经验
自鸣得意
喋喋不休
而对于由此所引起的种种恶果
则毫无警惧之心
有一天
曾国藩与赵列文一起谈古论今
当谈到宋代军政体制时
曾国藩说
南宋霸诸将兵禀奉行阻制也
故百年中烟奄殆尽
不能烧阵
又说
韩
越等军制自成
军自求想
仿佛与金童大抵用兵而力
权不在手
绝无人应之者
故吴起一师以来
力求自强之道
粗能有成
而赵列文听了以后
大不以为然
当即指出了这种做法造成的恶果
失事成矣
而风气则大辟蹊径
使历年辛苦
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
与世俗文法战者不止十之五六
仅失一胜
而天下弥然从之
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
当时的有识之士
除赵列文外
王恺运也看出了一些问题
同治九年
他看过五代史以后
以古鉴今
谓至大惊
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观其将父兵横卯戟森森
与今石无异
恐中原复有五计之士为之搞无于去年过湘乡县城
如行芒刺中之
乱不久矣
王恺运的想法
曾国藩未必知道
而赵列文的话
却是当着他的面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