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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下子又慌了手脚
急忙派人把张光藻
刘杰找回来
录下口供
押解刑部
法国人见严惩天津府县官员一事已成定局
唯恐清政府不肯认真缉拿凶手
便通过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曾国藩吹风
鬼称只要拿饭窃食
府县氏自缢
这时曾国藩已经知道普法开战的消息
他估计张光藻
刘杰二人送交刑部以后
洋人不会不感到满意
天津教案也就可以很快了结了
现在洋人催促着吉凶之事
不禁又为吉凶太少担起心来
曾国藩在奏请将天津府县交刑部治罪的同时
还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号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爱国群众
名曰缉拿凶手
但是天津民众却早把他们当做了英雄
当曾国藩下令搜捕凶手的时候
这些人早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
逃得无影无踪了
所以曾国藩虽然逮捕了八十多人
而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也就七八个人
其余皆兼部土功
别人也不肯指证
曾国藩认为只杀掉这几个人
数目太少
难以使洋人满意
仍不能很快的结案
于是他一面令人对被捕群众严刑逼供
一面加紧搜捕
一定得凑够二十人之术
为丰大业等人偿命
以快扬人之意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
不仅被广大群众所切齿
而且也遭到了一些同僚牧友们的反对
甚至连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和长子曾季泽都觉得做的过分了
急忙确信劝阻
曾国藩却认为非如此不能悦洋人之心
常保何局
因而对社会舆论的指责和亲友们的规劝悍然不顾
最后竟以天津府县官员发遣黑龙江赎罪
判死刑二十人
流放二十五人结案
并赔偿各国银四十九万两
派崇厚为中国特使赴法赔礼道歉
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对于天津人民反洋教一事
曾国藩最后竟以这样屈辱的条件结案
绝不像他事后所辩白的那样
只是偶尔失计或误听人言
而是由于他的投降主义的外交方针决定的
当罗书亚进行军事讹诈时
他就向崇厚发表了一大套民族投降主义理论
将忍辱求和看作结天津教案的唯一出路
临劫案的时候
曾国藩已经知道普法战争爆发
法国是绝不可能再与中国开仗的
但是他仍然坚持杀足二十人之术
为丰大业等人抵命
当时清政府中纯亲王奕轩一派力主对法实行强硬政策
若法人来攻
即不惜一战
并对曾国藩的内外求和方针进行攻击
曾国藩恐清政府发生动摇
急忙连发奏折信函
鼓吹自己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
以坚定清政府的投降主义立场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
臣查此次天津之案
事端宏大
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
断南俱起兵端
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
曾国藩认为
目下操纵之犬
主之在彼
诚非有求必应
所能前迷货机
此后彼所要求
苟在我稍可屈寻
仍当量与转还
也就是说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应改变内外求和的方针
曾国藩还大肆歪曲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内核战两派的斗争史
以及中外之间侵略与被侵略的根本是非界限
将一切罪过归咎于对外抵抗
将一切功劳都推至于忍辱求和
从而总结出了一整套民族投降主义理论
作为他坚持内外方针的依据
他认为
道光庚子以后
办理遗物
师在昭和西战无一定之志计
遂至外患渐身
不可收拾
皇上登基以来
外国强盛如故
为赖守何定之意
绝无更改
用能中外相安
十年无事
此以示之成效
金郡此案
因愚民一旦奋激制成大便初非臣了有意挑衅
倘即从此动兵
则今年即能兴胜
明年比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南进备
虽然李鸿章兵力稍强
但仍当坚持一心驱权临好
他还在给军机大臣保剑的信中表示
为金民义愤
不可察拿
府县无辜不应殉究者
皆局外无实之服役地
虽智虑短浅
断不至为服役所摇
又说
中国与外国交接
可偶结一国之小愿
而断不可击各国之众怒
使鄙邪以谋我处处以防
年年益战
实属毫无把握
此等情势
必酬之至熟
故奏读信函屡迟
此论若谓无端辩异
妄信局外之言
不从委曲求何处切实办事
以此邀功
功固难避
以此必谤
棒以难辞
不且进退无惧焉
可见曾国藩为使法国公使罗书亚的军事讹诈所骗
只是最初的事情
后来他仍然坚持对天津教案的错误处理
则完全是自觉的
不仅自己坚持不变
还怕清政府改变主意
所以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
只用料敌不审
聪具失措八字来解释
是无法令人置信的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
曾国藩所以这样顽固的坚持内外求和的外交方针
不是偶然
而是他长期以来民族投降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他就是穆张阿民族投降主义的忠实信徒
当时由于穆张阿力主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
并不遗余力的打击陷害抵抗派领袖林则徐
因而遭到全国官绅市民的痛恨
斥骂之声充满朝野
甚至有人当面以秦桧见礼
而曾国藩却大义众论
对清政府的屈辱求和倍加赞扬
说什么逆夷即挤恶坑而居
要害不得不全
为何容之策
以安民而息兵
并进而主张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
四海嫣然安笃
则以大事小
乐天之道
孰不以为上策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正当英法联军从天津长驱直入
兵临北京城下的危急时刻
曾国藩手握重兵六七万人
却不肯派遣鲍超率两千人北援
而在听到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的消息后
反倒高兴起来
庆幸自己可免于北行
可以全力的对付太平军了
在这次战争中
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城
火烧圆明园
咸丰皇帝逃到热河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
使得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巨大的损失
这无论对于清政府
还是整个中华民族
都是奇耻大辱
是永远不应忘记的
然而曾国藩却从这里面窥视出了西方列强的对华方针
知其并无推翻清政府之意
反而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心
因而对外国侵略者感激涕零
转而任敌为友
反言世仇
确定了借侵略者之力镇压人民革命的方针
他在与幕僚谈论对外政策的时候
曾表示
予以为
欲制夷人
不宜在关税之多寡
礼节之巨躬上着眼
无备着眼之地
前乎此者
洋人十年八月入京
不伤毁我宗庙社稷
目下在上海
宁波等处助我供缴发匪
二者皆有德于我
我中国不以望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
并无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
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
也只限于条约之内的唇蛇之争
一旦外国强盗兵戎相见
或者只搞点军事讹诈
便立刻屈服下来
绝不敢进行武装抵抗
这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根本立场
也是以他为首的大多数洋务派官僚的共同政治特征
当然
这里左宗棠等少数人除外
其后
随着清王朝国势的衰弱和西方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加强
曾国藩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思想日益发展
及至同治五年
曾国藩北上脚碾的时候
就简直是对外国侵略者奉若神明了
当时有个幕僚不满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对此大发议论
并疏之于饼帖之上
曾国藩看了以后非常生气
立刻在批复中予以训斥
声称洋人之患
此天所为
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
而本不堂分内之事
现在专众在搅拌碾肥
该园分内之事
专众在查办民为
此外非分内而又万难做到之事
不必多管
同治七年
英国代理驻上海领事麦华佗不满于江苏巡抚对扬州教案的处理
带兵去江宁吵闹
态度蛮横
气焰嚣张
进行露骨的军事威胁
曾国藩吓得低声下气
有求必应
生怕惹起了洋大人的洋脾气
引起战争
这与他在革命人民面前穷凶极恶的形象恰形成了鲜明对照
同治八年
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以后
曾一度给他带来鼓舞的中心幻想彻底破灭
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就更加严重了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当赵列文问及对于遗物问题
内廷有无定论的时候
曾国藩皱起眉头说
到京后曾会议合约
是唇底意在主战
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
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父
然中外贫穷如此
无论直隶
江苏
亦安能自立
今年何约当可成
不至决恋而实惠难知能无隐忧
鉴于这样的思想
曾国藩淡忘同外国签订合约
唯恐洋人前来寻信打仗
不料恰在这种情况下
爆发了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曾国藩明知这次事件是教民平日作恶太甚和封大业对官员开枪击承的
仍将起信的罪名应加在天津人民头上
必越多捕多杀
以快扬人之意
这样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
曾国藩的民族投降主义也就发展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
从而彻底的暴露出民族投降害的反动面目
愤怒的官绅民众给他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