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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曾国藩所料
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
曾国藩是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奏
九月五号即获批准
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
以示关怀
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
暂时退避
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然而不学无术的曾国荃却不解其意
在曾国藩移住江宁那天
当着满堂的宾客是大发怨言
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
无地自容
后来曾国藩回顾当时的情景说
三年秋
无近此城行署之日
设地府解浙府任不平见于辞色
食会者营亭无直
无地至面目
为了开启心窍
曾国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
曾国藩除了派赵列文专门劝慰外
还特作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
据传
当曾国全读到了刮骨见斑天见否
可怜殊子读闲牢一句时
竟然放声大哭
以泄胸中抑郁之气
十月四日
曾国全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了湖南
由于怨气未消
终至大病一场
同治四年二月
清政府令曾国荃病逝大减
即进京避见
当年六月
又检授曾国荃为山西巡抚
他都脱病辞谢
不肯从命
直到同治五年三月
调旗为湖北巡抚
他才前往赴任
曾国藩所做的这三件事
无论是停解部分离津
裁撤部分湘军
亦或为曾国荃臣请开阙回籍
都是围绕着兵权二字进行的
无非是像他以前对曾国荃说的那样
设法将权位二字推绕少许
减去几成
以善其末路
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但也仅仅是推让少许而已
并非要完全放弃业已到手的权利
尤其是赖以起家的兵权
曾国藩带兵多年
深析军权的重要
他之所以由在即侍郎一跃而成为清王朝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
其关键就是自己手中掌握着一支军队
而这支军队正是清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
否则即使他位至督府
在清廷的眼里
仍然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文臣
因而他在裁军的时候
仅限于江宁和皖南各军
而将程大吉
鲍超 江忠义
喜宝田的部队和老乡营全部保留了下来
仍有数万之中
这些军队虽然名义上不归他掌管
但统领接其旧部
一旦有事
都是可以奏掉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和淮军尤其寄予厚望
他在裁撤湘军的时候
致信李鸿章
特别关照说
湘军强弩之末
锐气全消
力不足以致撵
将来看定两怀
必须贵部怀勇任之
怀勇气方强盛
必不宜才
而湘勇则宜多才
素才
又说
国藩创立怀勇新军
本欲济湘军之穷
而为鄙人弥逢缺憾
金静如愿相偿
亦天性也
三年以后
他又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
湘勇九成强弩之末
幸鄙人见基尚早
三年以前即制书少全公保言湘勇须陆续全撤
淮勇需留以预扣
两年间相拥浅澈将壁
性权体面
差强人意
否则便端尚多
岂仅徽房之闹
成布置叛哉
曾国藩认为
只要淮军能成湘君之序
李鸿章能少己之业
使湘淮两军和曾
黎两家连为一气
就既可以对付各地的农民起义
又能保住自己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任何人都不能将其随意动摇
更何有颠缀之余
这就是曾国藩当时赖以摆脱困境的才乡留怀之策
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
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
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化险为夷
度过了难关
能够做到这一点
绝非易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的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多的
而身败名裂
兔死狗烹者则始不绝输
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
政治嗅觉之灵敏
审视祥明
处事果断
与此同时
曾国藩还抓紧时间补行了一次江南乡试
借以笼络江南士绅
平息他们对曾国荃大肆劫掠天京的不满
清代曾有人称江南乡士为天下之圣
因其不仅录取名额多
而且参加会试者往往名列前茅
自从太平天国定都天津后
江南乡试中断
十余年间
仅在咸丰九年在杭州界为开科一次
且录取不足名额
致使江南士绅子弟失去了赴京会试的机会
曾国藩深知江南士人急于事近的心情
所以对恢复江南乡试非常积极
安徽与江苏分省之前称江南省
乡试利于江宁举行
康熙六年分省以后
仍称江南乡势气位分为
所以贡院仍在江宁
安庆并无烤棚
湘军攻陷安庆后
安徽士绅曾积极进行活动
酝酿上下将分为
欲与安庆先举行相试
且已选定了地点
做了一些准备
后因场地狭窄
不随人意
事方终止
曾国权攻陷天境后
曾国藩一到江宁
就先去查看贡院
见房舍尚存
易于修复
遂定本年十一月举行乡试
一以为群士进取之治
一已招转徙无归之忙
并指定专人负责抓紧时间抢修
一等工程初定
即上奏请派考官
曾国藩初创此意
不过借此风声
召集流亡
初不敢避其有成一回安庆
则群士欢欣鼓舞
宁 徽
颍州三府纷纷求学时考试
以便新生入围
这使得曾国藩对此事更加重视
尽管当时整个江宁被曾国荃破坏的急如废墟
曾国藩的幕僚隶属连一处完整的办公用房都很难找到
仍很快的将江南贡院抢修了出来
并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初
即攻占天津后仅四个半月就举行了乡试
据耕身避难日记记载
这次相试场中死者甚多
有卷面上写太平天国者
有乌卷面者
大都其人总在长矛中做过事也
虽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恐
但毕竟使一大批江南士绅子弟被录为举人
可以参加第二年的会试
因而曾国藩此举深得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
达到了笼络人心的目的
另外
曾国藩还抓紧时间修复江宁城内的书院
招揽一部分知识分子
刊印书籍
恢复封建文化教育事业
同时
曾国藩又采取一些经济措施
以促进江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据天根文抄记载
曾国藩为吸引四方工商人士赴江宁开业
下令江宁之工三年不税他郡县税被之牧
商自江汉至江宁者
亦三年不睡
是故四方之工商皆及江宁
江宁成皆污
他为了制造繁荣的假象
招引游客
手下令恢复秦淮河登船
并带头在花船上召集饮酒
宴请宾客
这样就使逃亡外地的莘商业户渐渐返回江宁
亦有自外地移宁者
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文化开始恢复
正当曾国藩才撤湘军
休戚共愿
竭力缓和自己同清政府及江南士绅的矛盾时
半路上又突然跳出了一个右天王问题遂在曾国藩与左宗棠
沈葆贞之间引起了一场争闹
右天王洪天贵本来是与李秀成一起从城墙的缺口冲出天津城的
李秀成被捕以后
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
只因李秀成曾说佑天王虽已出城
定然被追兵所杀
若被杀死路中亦无人知晓等语
曾国藩便侥幸其死
认为这是死无对证的事情
为了掩盖湘军在天津城内大肆抢劫的罪状
遂不提右天王出城一劫
而以积心自焚上奏
不久
左宗棠从逃走的难民中得知右天王已随太平军逃往广德
又从广德逃往湖州
便一面函之曾国藩
一面将此事上奏清廷
清廷得奏见与李秀成供辞相扶
遂既遇曾国藩
说右天王逃走无疑
所报追至湖蜀斩尽杀绝一说不实
令曾国藩从众参半
防范不利之将领
左宗棠得到的情报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而曾国藩却认为他是故意与自己为难
又以左宗棠攻陷杭州时
城中太平军十余万人突围而走
清廷不予过问
而天津溢出数百人却要严加追究
甚感愤愤不平
更重要的是
天津城破之后
防范不力的将领
那就是曾国权
正是他放纵部下抢劫缺口
不设防兵
才造成右天王随军出城的机会
当时曾国藩对曾国藩极力劝慰还来不及
难道还要再行延参不成
因而他决心包庇老九
抗命不办
他在奏折中说湘军入城后巷战中日并无把守缺口之缘变无法参半
接着对左宗棠反淳相击
说杭州呈现时
汪海洋
陈秉文两股十万人全数冲出
尚未就餐
此次冲出数百人
为何急于就餐
倘若城破之夜
城内太平军大开十三门
每门冲出数百人不止缺口
一路湘军未能截住
李秀成亦远逃未获
那又该怎么办呢
